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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GITAL RESOURCES

 

目录

中文学术论文摘编……………………………………………………………………………2

英文学术论文摘编……………………………………………………………………………9

金融政策………………………………………………………………………………………14

权威论坛………………………………………………………………………………………17

探索研究………………………………………………………………………………………20

国际视角………………………………………………………………………………………22

综述………………………………………………………………………………………………23

财经数据………………………………………………………………………………………31

 

 

 

 

 

 

 

中文学术论文摘编

异质性雇佣成本、失业波动与货币政策——Evans规则在我国具有适用性吗?

陈利锋

摘要:基于发展中国家非正规部门大量存在的事实,通过对Blanchard&Gali2010)模型的扩展,本文建立了一个含有非正规部门的多部门异质性雇佣成本模型。研究发现,非正规部门与异质性雇佣成本的引入,使得基准的新凯恩斯主义模型发现的“天赐的巧合”并不存在。在此基础上,通过引入对失业做出反应的Evans规则,本文发现,Evans规则下货币政策冲击具有更强的冲击性效应,并且其造成的社会福利损失相对较小。在失业问题日益突出且“失业回滞”削弱了劳动力市场自我修复能力的背景下,采用类似于Evans规制的政策机制将有利于缓解失业并减少政策造成的社会福利损失。然而,由于失业统计工作的滞后性限制了这一政策机制在我国的适用性。

关键词:异质性雇佣成本;非正规就业;新凯恩斯主义;Evans规则

《国际金融研究》2015年第5

美日汇率对我国经济发展动力的短期影响分析

喻开志 董文赜 陈翔

摘要:汇率对一国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本文选取20051月至20139月数据,在ISLMBP理论框架基础上,运用FAVAR计量模型,分析了美元、日元兑人民币汇率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影响。结果发现,美元、日元兑人民币汇率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影响相似,但经济发展受美元兑人民币汇率影响更大。美元或日元兑人民币汇率上升,短期内我国经济将发生如下变化:消费者信心指数增大、CPI上涨、国际资本流动交错变化、利率上升、房地产投资减少、净出口增加。

关键词:汇率;影响;ISLMBPFAVAR模型

《国际金融研究》2015年第5

国债适度负债规模理论——模型特征与非线性模拟

何代欣

摘要:各国政府债务风险频发及预警措施匮乏,令国债规模理论的再研究显得迫在眉睫。为此,本文利用经济内生增长理论下的微观解释框架,遵循财政风险预警的思路,获得了国债适度负债规模的理论模型。研究发现:考虑资本形成、财政转移支付效应、财政可持续性约束的模型中,存在决定国债适度负债规模的稳定均衡路径。为了进一步获悉理论模型的政策意涵,本文采用系统仿真模拟的方法,验证了理论模型呈现出的非线性“鱼鳍”状态特征。这意味着,满足政府融资需要的国债规模可以随经济波动收敛。同时,经济总量和发展速度将扩充适度负债规模的容纳能力。换言之,本文在一定程度上证明了:解决世界各国国债规模过大的长效机制,依然是立足于经济增长的带动,而财政紧缩很可能只是应急之策。

关键词:国债规模;适度负债规模;经济内生增长模型;财政可持续性

《财贸经济》2015年第5

信贷约束、资本配置和企业出口产品质量

汪建新 黄鹏

摘要:一个国家的信贷约束对本国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升级起着多大程度的影响?本文的研究表明:信贷约束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显著为负,信贷约束使得企业无法得到充足的资金而显著地降低了企业投资高质量产品的行为动力。但是行业资本配置效率的提高使得企业对外部信贷资金的需求程度可以通过加速资本的配置来得到满足,也使得企业可以有更多的资金投向提高产品技术含量和质量以及企业生产率的固定资产投资上,这最终都有助于企业配置资金用于提高产品质量。另外,国有集体企业和私营企业的信贷约束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和外资企业的不同,一般贸易和加工贸易方式下的信贷约束的表现也不同。在本文使用其他信贷约束指标做稳健性检验之后,和本文构建的信贷约束指标经济含义相近的银行信贷约束与我们所得结论一致,和本文经济含义不一致的商业信贷约束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负向影响是无法通过提高资本配置效率而消除的。

关键词:信贷约束;资本配置效率;出口产品质量  

                                 《财贸经济》2015年第5

非正规金融、利率双轨制与信贷政策效果

——基于新凯恩斯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的分析

杨坤 曹晖 孙宁华

摘要:中国货币金融体系有两大特征事实:一是非正规金融(或民间金融)发达;二是利率双轨制。这两个特征事实相互依存,对货币政策制定和实施过程产生重大冲击,使得我国货币政策运行模式明显有别于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非正规金融不受中国人民银行直接监控,由非正规金融体系中借贷资金供求关系决定的市场化的资金价格不同于正规金融体系中的资金价格,资金价格扭曲长期存在。为此,本文将非正规金融和利率双轨制这两个特征事实引入新凯恩斯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研究信贷政策的实施效果。研究发现,信贷扩张政策在增加银行系统信贷投放的同时会抑制非正规金融体系的借贷活动,而非正规金融与银行借贷之间的此长彼消关系削弱了信贷政策的调控效果。正向的信贷冲击减少了企业对非正规金融体系的可贷资金需求,从而降低了市场化利率,使信贷政策包含了信贷供给调节和资金成本调节双重效应,增强了信贷政策的调控效果。以降低非正规金融体系借贷摩擦为目标的金融管制放松政策能够减轻企业对银行信贷的依赖,并通过增加非正规金融的借贷资金供给降低市场化利率。

关键词:非正规金融;利率双轨制;信贷政策

《管理世界》2015年第5

企业高绩效工作系统的内容结构与测量

张正堂 李瑞

摘要:高绩效工作系统领域的研究成果尽管很丰富,但是其内容结构和测量方法并没有达成一致。本文在对高绩效工作系统及相关概念的内涵比较基础上,采用文献研究方法对本领域187个样本文献中高绩效工作系统的内容结构与测量方法进行结构化梳理和统计分析。结果发现,现有研究对HPWS测量的内容结构包括单维、双维和三维等多种方式;HPWS测量的题目数差别很大,所含实践最少为3项,最多21项,平均为8项;不同学者对于同一个人力资源实践的内容界定表现出较大的差异性;HPWS的测量方法包括HR实践的存在与否、HR实践的覆盖范围、员工感知的程度、HRM系统强度4种。论文还分析了HPWS的内容结构和测量在不同行业、国家(或地区)中表现出的差异性,并将这一研究结论和过去相关研究进行了比较。最后,论文对研究结论进行了总结,并讨论了HPWS内容结构与测量的影响因素。

关键词:高绩效工作系统;高承诺工作系统;高参与工作系统;内容结构;测量

《管理世界》2015年第5

美国宽松货币政策对中国通货膨胀影响的实证研究

高小红 董思远 王萌

摘要:非常规货币政策“量化宽松”的退出预示着美国宽松货币政策进入一个新的阶段。本文主要验证了美国宽松货币政策对中国通货膨胀产生的线性与非线性影响,因此在其退出过程中将会造成国内通胀的波动。通过进一步的研究推测美国退出“零利率”的常规货币政策将引起该国失业率的上升,但美国经济有所复苏,加息预期强烈,一旦美国宽松货币政策彻底退出,势必影响国内的通胀水平,央行应适时推出相应的货币政策,维持国内物价的长期稳定。

关键词:通货膨胀;量化宽松;零利率;非线性GrangerBVAR

《国际贸易问题》2015年第5

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分布的风险偏好:悖论还是假象

杨娇辉 王伟 王曦

摘要:针对当前我国OFDI区位分布风险偏好是悖论还是假象的问题,本文在引入EIU国家分险指标的基础上,讨论我国OFDI区位分布与东道国国家风险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我国OFDI表现出的风险偏好特征实际是一个假象,该假象很大程度上是基于对外直接投资的比较优势以及对自然资源的渴求导致的,具体表现如下:在回归方程中加入东道国经济发展水平以及自然资源丰富程度控制变量之后,我国OFDI与东道国国家风险之间的显著正相关关系消失。进一步的子样本回归也验证了此观点。

关键词:对外直接投资;国家风险;自然资源;经济发展水平;区位分布

   《国际贸易问题》2015年第5

反倾销对中国出口的抑制效应探究

王孝松 翟光宇 林发勤

摘要:通过在国际贸易引力模型中加入反倾销因素,本文定量考察贸易壁垒对中国出口带来的影响。使用19922010年中国同24个贸易伙伴分行业的三维混合数据进行分析。本文发现贸易伙伴对中国商品实施的反倾销措施显著抑制了中国商品的出口。反事实模拟结果表明,反倾销使中国的出口额减少23.2个百分点,而发达国家反倾销的抑制效应明显高于平均水平。反倾销带来的“贸易缺口”还具有显著的行业差异,并且在一些年份给中国相关行业出口造成较大的负面影响。中国各界应高度重视国外的反倾销措施,积极应对,探寻解决方案,努力降低反倾销给出口贸易造成的不利影响。

关键词:对华反倾销;抑制效应;引力模型;“贸易缺口”

《世界经济》2015年第5

经济功能区的“生产率效应”研究

袁其刚 刘斌 朱学昌

摘要:本文从微观企业视角,运用基于倍差法的倾向评分匹配,分析19982007年中国各地区经济功能区对企业生产率的影响。结果发现:就全样本而言,考察期内经济功能区已无法促进企业生产率的提升,分地区看,西部经济功能区能够促进企业生产率的提升,对资源和劳动密集型企业促进效果明显;东部经济功能区对技术密集型企业生产率的促进作用显著。经济功能区的地区专业化效应与企业生产率的关系呈倒U型,适度的专业化有利于产业集聚并促进企业生产率的提升,过度专业化导致的产业拥挤会抑制企业生产率的提升。

关键词:经济功能区;产业集聚;产业拥挤

                    《世界经济》2015年第5

工资增长和个体异质性对养老保险再分配效应的影响

——兼论“断保者”受损了吗?

李连友 宋泽 陈其

摘要:本文基于代表性的城镇职工养老保险抽样调查数据,分析工资增长和个体异质性对养老保险再分配效应的影响,研究“断保者”在现行制度下的损益。结果显示,高工资增长率增强了收入再分配的效果,降低养老保险参保者的基尼系数水平。通过对性别、户籍、劳动合同属性和行业的异质性分析发现,组间具有明显的收入再分配,户籍群体组间收入再分配最为显著。总体而言,持续参保对于非深圳户籍、农林牧渔业、制造业、建筑业、短期合同(劳务派遣)等“断保”高发人群是有利的。

关键词:工资增长;个体异质性;养老保险;再分配效应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15年第4

我国灵活动态金融状况指数构建与应用研究

周德才 冯婷 邓姝姝

摘要:鉴于目前研究缺乏灵活动态性,本文从通胀控制目标出发,引进MI-TVP-SV-VAR模型,选取5个金融变量,估计其每一期的灵活动态权重,构建我国灵活动态金融状况指数,并分析它对通胀率的预测能力。经验分析结果表明利率和房价的权重相对较大,反映出货币政策依然倚重于价格型传导渠道;FCI与通货膨胀有很高的相关性,且领先通胀1~7个月,能够很好地预测通胀。建议政府定期构建我国灵活动态金融状况指数并应用于通货膨胀预测。

关键词:金融状况指数;灵活动态权重;MI-TVP-SV-VAR模型;通货膨胀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15年第4

信息非对称、信贷合约与信贷资金配置——基于农村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

胡士华 李伟毅

摘要:在农村信贷市场上,当同时面临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时,贷款人必须考虑非对称信息对行为(工作努力)和类型(生产力)的影响,他们将根据自身的可获得信息量、信贷处理成本、借款人担保禀赋等因素,设计出适应于不同类型借款人的信贷合约,从而实现信贷资金配置。对两类贷款人(“小贷”贷款人和“农信”贷款人)的信贷交易结果进行统计分析发现,“小贷”的信贷合约条件比“农信”的信贷合约条件更具有可变性;“小贷”借款人比“农信”借款人更富裕且生产力更高;“农信”中的高生产力借款人更可能转移到“小贷”来申请贷款。政策启示在于创新农村信贷合约、促进农村信贷市场的竞争、解决农村信贷市场上的信息不对称问题。

关键词:非对称信息;信贷合约;信贷资金配置

《经济学动态》2015年第5

国债可持续性指标度量、因素分解与预测研究

田新民 杜永潇

摘要:本文依据政府财政收支状况与宏观经济运行情况,在政府跨期预算约束条件下,构建判断国债可持续性的度量指标,并通过预测各变量来把握未来财政状况与宏观经济环境,对现有债务做出可持续与否的判断。利用19862013年经济数据,对我国国债的可持续性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1998199920022009年出现了不可持续的风险。进一步分解指标发现,199819992009年债务不可持续风险来自庞大的国债发行规模,2002年债务的不可持续风险来自低基本盈余现值。预测分析显示,2014-2018年我国国债可持续。

关键词:国债;跨期预算约束;可持续度量指标

《经济学动态》2015年第5

理解制度变迁:当代转轨经济学若干争论评析

张凤林

摘要:转轨经济学是当代经济学中一个既充满活力、又纷争激烈的新兴理论分支,它适应体制转轨的热潮而诞生,伴随转轨实践的深化而发展。20多年来,转轨经济学者关于制度变迁问题的研究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也面临着诸多难题与挑战。本文较系统地梳理了当代转轨经济研究比较复杂的思想发展线索,深入地解析了各派学者关于制度变迁问题的若干重要理论争论及其方法论基础,并简要探讨了转轨经济研究成果对于当代经济学一般发展的理论意义及其对于转轨国家实践、特别是中国深化社会经济体制改革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体制转轨;转轨经济学;制度经济学;经济思想史

《经济学动态》2015年第5

基于网络理论的金融传染与投资者行为研究进展

肖欣荣 刘健

摘要:本文对近年来基于网络理论的金融传染和投资者行为的研究进行了综述和评论。在梳理信息、投资者行为与资产价格关系的基础上,概述了信息扩散、社会传染、社会学习与社会互动的最新研究进展和动态,并从不同视角分析了网络的形成机制。通过梳理发现社交网络正在重塑人类活动方式和信息传播途径。基于网络理论的金融传染与投资者行为的研究,将推进在新的信息社会背景下对投资者认知规律、决策过程和群体行为的研究,深化对资产价格形成的认识,并有助于对投资者、监管者、市场及其相互关系的理解。

关键词:社会网络复杂网络投资者行为资产定价

《经济学动态》2015年第5

后危机时代世界经济格局的板块化及其对中国的挑战

李稻葵

摘要:本文提出,金融危机爆发后,政府在危机应对方面应遵循“三步走”策略:第一步在短期内政府及时干预救市;第二步在中期内通过积极的货币和财政政策提振市场信心;第三步在长期内提升金融和实体经济效率,根除危机隐患、改善监管,夯实微观经济基础。根据发达国家危机处理方式的不同,我们把当前的发达国家阵营分为积极应对、灵活创新型经济体和应对迟缓、艰难调整型经济体两大板块。再看新兴市场国家阵营,在当前能源资源价格一路下行的情况下,一些能源资源依赖国,如俄罗斯、巴西等国出现了严重的贸易逆差,政府财政状况恶化,货币贬值,面临滞胀的风险。一些不依赖于能源资源出口且注重国内体制改革的国家经济却一路走强,如印度。据此,我们将新兴市场国家阵营划分为能源资源出口依赖型和改革型两大板块。我们认为,世界经济“新常态”体现在减少经济增长对能源攫取的依赖,突出改革和技术创新的要素,增强核心竞争力。在全球板块化格局下,我们需要特别注重的潜在风险包括:美元加息;欧元区短期政治风险;全球能源价格低迷可能引发的新兴市场国家区域性金融风险;地缘政治的潜在风险等。在全球经济发展模式差异性凸显,货币和经济政策不同步性加剧的情况下,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中国的货币政策在近期内从稳健转为积极,以应对美国加息所可能带来的全球货币收紧;利用此轮欧元的贬值周期,鼓励中国企业增加对欧元资产的配置;做好应对新兴市场国家区域性金融危机的准备;以区域合作为抓手,更加积极地参与国际规则的制定,并推动人民币的国际化。

关键词:世界经济;宏观经济;新常态

《经济学动态》2015年第5

国际货币环境下利率政策与汇率政策的协调

金中夏 洪浩

摘要:本文通过构建、校准、估计和模拟新凯恩斯两国(本国和外国)开放经济体动态随机一般均衡(DSGE)模型,分析并解释我国均衡利率和均衡汇率形成机制及其主要变动原因,指出均衡利率和均衡汇率之间的内在联系,探讨了两种均衡之间的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及其所包含的政策含义。主要结论如下:第一,在不考虑外国利率状态的情况下(如封闭经济模型和小国开放经济模型),本国利率与汇率偏离和达到均衡的情况应同时存在,当本国汇率(利率)偏离均衡时,本国利率(汇率)也会偏离均衡。本国利率上升(或下降)压力与本国货币升值(或贬值)压力同时存在。因此,在估计与分析均衡利率和均衡汇率时,应充分考虑两者之间的关系,通过本国利率与汇率政策的协调配合,同时达到本国利率和汇率的均衡。第二,在国际货币环境下,汇率均衡不仅与本国利率是否处于均衡状态相关,还与外国利率是否处于均衡状态有关。当外国利率失衡时,如果两国货币政策之间缺乏一定的协调配合机制,本国利率和汇率的同时均衡将成为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第三,利率和汇率失衡后的动态最优调整路径取决于利率和汇率相对于各自均衡状态的失衡程度,应先调整失衡程度较重者,后调整失衡程度较轻者。

关键词:均衡汇率;均衡利率;货币政策;两国DSGE模型

《经济研究》2015年第5

市场进入与经济增长

——以中国制造业为例的实证分析市场

李坤望 蒋为

摘要:本文从动态资源再配置的角度,讨论市场进入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总体影响,对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过程与机制提供一个微观解读。利用19982007年中国制造业企业数据,本文对市场进入的增长效应进行了实证分析。实证结果表明:中国制造业具有活跃的市场进入率,进入率较高的行业与地区增长绩效往往也较好,即市场进入率与经济增长率之间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国际比较也证实市场进入率是解释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经济增长差异的重要因素;在所考察的时间段里,虽然新企业平均只占制造业增加值的75%,但对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却高达463%;新企业在进入市场后的增长速度显著高于其他企业,但增速会随着企业进入时间的延长而逐步降低,最终收敛至在位企业的增长步伐。进一步,本文利用计量模型,对新企业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微观机制进行了辨识,研究发现市场选择效应与学习效应均是市场进入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微观机制。

关键词:市场进入;经济增长;中国制造业

《经济研究》2015年第5

地域因素如何影响公司股利政策:“替代模型”还是“结果模型”?

张玮婷 王志强

摘要:本文以“替代模型”和“结果模型”归纳了地域因素对公司股利政策两种可能的影响路径,并首次从财务灵活性和成长性的视角厘清了该影响路径的具体作用机制,完善了研究地域因素影响公司股利政策的理论分析框架。实证证据一致表明,地域因素对我国上市公司股利政策的影响机制支持“结果模型”,即地处边远地区的公司由于面临更高程度的信息不对称水平,不得不更多地依赖债务融资,导致其剩余举债能力不足。债务的刚性和潜在的资金需求缺口提高了财务灵活性对边远地区公司尤其是高成长性公司的价值,使它们对财务灵活性的需求更为迫切。在受到外部融资约束的情况下,边远地区公司更倾向于通过减少现金股利发放的方式,来保留公司的财务灵活性。

关键词:地域因素;信息不对称;财务灵活性;股利政策

《经济研究》2015年第5

预期、有偏性预期及其形成机制:宏观经济学的进展与争议

钟春平 田敏

摘要:预期在宏观经济学及其发展中具有根本性的作用,但在预期是否有偏的问题上仍然存在着争议,预期的形成机制更是国际经济学界的难题。历史回顾发现,预期设定的变化与宏观经济学的发展紧密关联。从经验证据看,对多种数据、多种变量、多种主体等的研究发现,预期通常是有偏的,通常假设的无偏性预期或理性预期难以成立。而难点在于预期形成机制,目前主要从信息处理能力和适应性学习的角度刻画预期形成过程。在不同预期模型和信息处理能力设定下,宏观经济的波动解释和最优政策设计都有所不同,一旦引入有偏性预期,宏观经济学及宏观政策都将做相应的调整。整体上看,有偏性预期及其形成机制的研究仍然是个重大的挑战和前沿研究领域。

关键词:宏观经济学;预期;信息;机制;冲击

《经济研究》2015年第5

 

 

 

 

 

 

 

 

 

英文学术论文摘编

1.     Accounting education literature review2013–2014.

Authors:Apostolou, Barbara; Dorminey, Jack ; Hassell, John ; Rebele, James E.

Author Affiliations:Department of Accounting, College of Business and Economics, West Virginia University, Morgantown, WV 26506-6025, USA

Source:Journal of Accounting Education. Jun2015, Vol. 33 Issue 2, p69-127. 59p.

Abstract:This review of the accounting education literature includes 256 articles published over the two-year period, 2013–2014, in six journals:1Journal of Accounting Education ,2Accounting Education: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3Advances in Accounting Education ,4Global Perspectives on Accounting Education ,5Issues in Accounting Education , and6The Accounting Educators' Journal . This article updates prior literature reviews by organizing and summarizing recent additions to the accounting education literature. These reviews are categorized into five sections corresponding to traditional lines of inquiry:1curriculum and instruction,2instruction by content area,3educational technology,4students, and5faculty. Suggestions for research in all areas are presented. Articles presenting instructional resources and cases published in the same six journals during 2013–2014 are listed in appendices categorized by the content area for which they are appropriate.

2.     An analysis of the maturity and strategic impact of investments in ERM.

Authors:Beasley, Mark; Branson, Bruce

Author Affiliations:Department of Accounting, Poole College of Management, North Carolina State University, Campus Box 8113, Raleigh, NC 27695-8113, United States

Source:Journal of Accounting & Public Policy. May/Jun2015, Vol. 34 Issue 3, p219-243. 25p.

Abstract:Over the past decade, expectations for more effective oversight of risks by boards of directors have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These expectations emanate from stock exchanges, regulators, credit rating agencies and other key stakeholders. Proponents of enhanced risk oversight argue that an increased understanding of enterprise-wide risks provides strategic benefit by helping the board and management identify and manage risks that may impact the achievement of strategic objectives while at the same time helping the board monitor the extent of risk-taking on the part of management in their desire to meet these objectives. In response to these growing expectations, some boards have asked management to explore implementation of a more holistic, top-down approach to risk oversight widely known as enterprise risk managementERMwhile others have not. Institutional theory would suggest that a number of organizations implement minimal elements of ERM for symbolic reasons, lacking substance in risk oversight. In contrast, agency theory would suggest that boards embrace explicit and robust risk oversight activities to monitor management’s risk-taking actions, and resource dependence theory would suggest that they also do so to help the organization achieve strategic objectives. Little is known about the way in which boards and management organize their processes and the impact of those processes on the level of ERM adoption. More importantly, little is known about the extent to which ERM is perceived to provide strategic benefit to those organizations that have invested in developing a robust ERM process. Based on data gathered from 645 survey responses from executives of organizations spanning a number of industries and sizes, we find that organizations with greater ERM maturity are significantly more likely to have taken steps to formally engage the board and senior management in specific risk oversight tasksconsistent with agency theory, and certain board and management risk practices are associated with perceptions that ERM provides strategic advantageconsistent with resource dependence theory.

3.     Audit Firm Tenure, Non-Audit Services, and Internal Assessments of Audit Quality.

Authors:Bell, Timothy B.; Causholli, Monika; Knechel, W. Robert

Author Affiliations:Coggin College of Business, University of North Florida

Source:Journal of Accounting Research. Jun2015, Vol. 53 Issue 3, p461-509. 50p. 8 Charts, 2 Graphs

Abstract:We use data from internal assessments of audit quality in a Big 4 firm to investigate the impact of audit firm tenure and auditor-provided non-audit servicesNASon audit quality. We find that first-year audits receive lower assessments of audit quality and that quality improves shortly thereafter and then declines as tenure becomes very long. Partitioning our sample between SEC registrants and private clients, we find that the decline in audit quality in the long tenure range is attributable to audits of private clients. For audits of SEC registrants, the probability of a high quality audit reaches its maximum with very long tenure. We also find that audit fees are discounted for first-year audits but auditor effort is higher than in subsequent years. We find no association, on average, between total NAS fees and audit quality in the full sample but observe that total NAS fees are positively associated with quality for SEC registrants and negatively associated with quality for privately held clients. Our findings are important for regulatory policies related to audit firm tenure and auditor-provided NAS.

4.     Broken Budgets?

Authors:Wolf, Renita

Author Affiliations:Colorado-based financial executive, works with businesses to define and implement business growth and operational improvement strategies

Source:Strategic Finance. Jun2015, Vol. 97 Issue 6, p22-29. 8p. 2 Color Photographs, 2 Black and White Photographs, 1 Chart, 2 Graphs.

Abstract:The article looks at planning, budgeting, and forecastingPB&Fprocesses. According to the author, PB&F processes should incorporate evaluation and variability of analysis and allow companies to respond to changes in areas such as consumer spending patterns, foreign exchange rates, and profit margins. Details on the use of technology in PB&F practices are presented. Other topics include corporate strategy, resource allocation, and zero-based budgets.

5.     Delayed Expected Loss Recognition and the Risk Profile of Banks.

Authors:Bushman, Robert M.; Williams, Christopher D.

Author Affiliations:Kenan-Flagler Business Schoo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Chapel Hill

Source:Journal of Accounting Research. Jun2015, Vol. 53 Issue 3, p511-553. 44p. 8 Charts

Abstract:This paper investigates the extent to which delayed expected loan loss recognitionDELRis associated with greater vulnerability of banks to three distinct dimensions of risk:1stock market liquidity risk,2downside tail risk of individual banks, and3codependence of downside tail risk among banks. We hypothesize that DELR increases vulnerability to downside risk by creating expected loss overhangs that threaten future capital adequacy and by degrading bank transparency, which increases financing frictions and opportunities for risk-shifting. We find that DELR is associated with higher correlations between bank-level illiquidity and both aggregate banking sector illiquidity and market returnsi.e., higher liquidity risksduring recessions, suggesting that high DELR banks as a group may simultaneously face elevated financing frictions and enhanced opportunities for risk-shifting behavior in crisis periods. With respect to downside risk, we find that during recessions DELR is associated with significantly higher risk of individual banks suffering severe drops in their equity values, where this association is magnified for banks with low capital levels. Consistent with increased systemic risk, we find that DELR is associated with significantly higher codependence between downside risk of individual banks and downside risk of the banking sector. We theorize that downside risk vulnerability at the individual bank level can translate into systemic risk by virtue of DELR creating a common source of risk vulnerability across high DELR banks simultaneously, which leads to risk codependence among banks and systemic effects from banks acting as part of a herd.

6.     Effects of fiscal deficit and money M2 supply on inflation: Evidence from selected economies of Asia.

Authors:Nguyen, Van Bon

Author Affiliations:Faculty of Public Finance,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Flo Chi Minh City, Vietnam

Source:Journal of Economics, Finance & Administrative Science. Jun2015, Vol. 20 Issue 38, p49-53. 5p

Abstract:A sustained high growth rate of gross domestic product at a low inflation is one of the main goals of the majority of macroeconomic policies, so keeping the price stability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determining the growth rate of output. This paper empirically investigates effects of fiscal deficit and broad money M2 supply on inflation in Asian countries, namely Bangladesh, Cambodia, Indonesia, Malaysia, Pakistan, Philippines, Sri Lanka, Thailand, and Vietnam in the period of 1985-2012. By applying the Pooled Mean GroupPMGestimation-based error correction model and the panel differenced GMMGeneral Method of MomentArellano-Bond estimator, the study finds out broad money M2 supply has significantly positive impact on inflation only in the method of PMG estimation whereas fiscal deficit, government expenditure and interest rate are th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eterminants of inflation in both methods of estimation.

7.     Labor Tax Harmonization in a Multi-Country Model.

Authors:SENAJ, Matúš1 ; VÝŠKRABKA, Milan

Author Affiliations:National Bank of Slovakia, Bratislava

Source:Finance a Uver: Czech Journal of Economics & Finance. 2015, Vol. 65 Issue 3, p192-210. 19p

Abstract:Labor tax rates are considerably heterogeneous across European countries. In this paper, we investigate the effects of a hypothetical policy experiment in which the tax rates levied on labor are harmonized in the member countries of the euro area. Using a four country DSGE model, we find that shifts in domestic tax rates are the main driver of the total outcome of the policy change while spillover effects are rather limited in the long run. The short-run adjustment process is rather complicated: a country which gains in the long run may temporarily go through a period of dampened economic activity. In terms of volatility, the euro area with its homogenous labor tax system may be better prepared to face common area-wide shocks. On the other hand, shocks originating outside the euro area may increase volatility in the euro area.

 

8.     Testing Long Memory in the Presence of Structural Breaks: An Application to Regional and National Housing Markets.

Authors:Ngene, Geoffrey; Lambert, Charles ; Darrat, Ali

Author Affiliations:Stetson School of Business and Economics, Mercer University, 1400 Coleman Avenue Macon 31207 USA

Source:Journal of Real Estate Finance & Economics. May2015, Vol. 50 Issue 4, p465-483. 19p. 6 Charts, 1 Graph

Abstract:We use parametric and semi-parametric methods to explore the effects of structural breaks on long memory processes in nine US regional and national housing prices over the period from January 1991 to February 2014. The results reveal multiple structural breaks and differential break points across regions. The regional break points do not coincide with the national break suggesting a spatial pattern of the underlying determinants of regional housing prices. We find long memory in regional housing prices using the entire sample period, but the results are generally reversed in sub-samplesregimesthat incorporate structural breaks. Our evidence suggests that failure to account for structural breaks when testing for long memory can lead to incorrect inferences. The results, which proved robust to model specifications, have important implications for policy prescriptions, for market efficiency, and for the integration of regional housing markets.

9.     The Anisotropic Spatiotemporal Estimation of Housing Prices.

Authors:Zhao, Jin

Author Affiliations:Department of Land Economy, The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19 Silver Street, Cambridge CB3 9EP, UK

Source:Journal of Real Estate Finance & Economics. May2015, Vol. 50 Issue 4, p484-516. 33p. 7 Diagrams, 15 Charts, 3 Maps.

Abstract:This paper develops a method to identify three-dimensional anisotropic spatiotemporal autocorrelation with an application to real estate markets. A large literature modeling spatiotemporal autocorrelation in house prices assumes that the spatiotemporal dependence structure is isotropic: a function of only distances between observations, and therefore the direction effect is dismissed. If the importance of direction is dismissed or understated, an estimation result would be biased and therefore less precise unless the distribution of observations is in rare case of being directional homogeneous. This paper thus proposes a local anisotropic spatiotemporal approach to improve estimation performance. The methodology is illustrated by using data on single-family house transactions in the San Francisco Bay Area. The empirical results suggest that the proposed three-dimensional anisotropic modeling technique can reduce both in-sample estimation and out-of-sample forecast errors.

10. The impact of risk and mobility in dualistic models: Migration under random shocks.

Authors::Martins, Ana Paula

Author Affiliations:Faculdade de Ciencias Económicas e Empresariais, Universidade Católica Portuguesa Cam. Palma de Cima 1649 023 Lisboa,PORTUGAL

Source:Journal of Economics, Finance & Administrative Science. Jun2015, Vol. 20 Issue 38, p2-20. 19p.

Abstract:In this paper we present and confront the expected outcome of an increase in risk on the regional or sectoral allocation of labor force and employment. The basic frameworks are the benchmark dualistic scenarios. A single-input analysis of a homogeneous product economy is provided. Uncertainty is modeled as localized Bernoulli random experiments, additively affecting either labor demand or labor productivity, unilaterally, or in a perfectlypositive and negativecorrelated fashion in both regions providing a stage from which conclusions on the expected consequences of random shocksor of changes in workers' heterogeneityto the economy can be drawn. Adeterministicdifferentiated natural appeal of -an intrinsic imbalance between, a compensating income differential required by affiliates of one sector- the two regions is allowed to interact with equilibrium formation. We report the main effects on equilibrium local expected wages, supply, employment and aggregate welfare surplus of a unilateral as well as a simultaneous increase of labor demand dispersion in theabasic two-sector model in four different scenarios: free market; partialone-sectorcoverage with perfect inter-sector mobility; partialone-sectorcoverage with imperfect mobilityHarris-Todaro; multipletwo-sectorcoverage with imperfect mobilityBhagwati-Hamada. Importance of convexity of local labor demands was invariably recognized. A localized increase in risk does not always repel the labor force in the long-run. This statement would hold even if individuals were not risk-neutral, as assumed in the research.

 

 

 

 

 

 

 

 

 

 

 

 

 

 

 

 

金融政策

财政部助推社会信用体系建设

倪铭娅

   财政部617日发布消息表示,根据《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划纲要(2014-2020年)》和《2015年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工作要点》有关规定,财政部在政府采购、会计行业管理等领域的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做了一系列工作:

  一是签署了《社会信用信息系统共建共享合作备忘录》,积极参与社会信用信息共享交换平台建设。二是已在政府采购领域建立了失信主体“黑名单”制度,对供应商提供虚假材料谋取中标、成交等不良行为的,13年内禁止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并将处理结果在中国政府采购网公告。同时,财政部将“黑名单”提供给电子政务外网和信用中国网站,以及各政府部门共享利用,并接受社会公众查询。三是会同国家税务总局研究落实对税收领域违法失信行为当事人的联合惩戒措施,依法严禁或限制其参与政府采购活动。四是加强对具体行业的信用建设。财政部财政会计行业管理系统实时反映全国8000多家会计师事务所及近10万执业注册会计师的基本信息和业务数据,目前已经成为财政部门会计管理机构开展日常行政监管和公众查询会计师事务所、注册会计师基本信用信息的重要平台。

此外,财政部资产评估协会网站也开设了全国资产评估机构和资产评估师的诚信档案记录,供社会公众查询。

《中国证券报》20150618

中澳正式签署自由贸易协定

倪铭娅

   中国商务部部长高虎城与澳大利亚贸易与投资部部长安德鲁·罗布17日在澳大利亚堪培拉分别代表两国政府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澳大利亚政府自由贸易协定》。

  中澳自贸协定在内容上涵盖货物、服务、投资等十几个领域,实现了“全面、高质量和利益平衡”的目标,是我国与其他国家迄今已商签的贸易投资自由化整体水平最高的自贸协定之一。

  在货物领域,双方各有占出口贸易额85.4%的产品将在协定生效时立即实现零关税。减税过渡期后,澳大利亚最终实现零关税的税目占比和贸易额占比将达到100%;中国实现零关税的税目占比和贸易额占比将分别达到96.8%97%。这大大超过一般自贸协定中90%的降税水平。

  在服务领域,澳方承诺自协定生效时对中方以负面清单方式开放服务部门,成为世界上首个对我国以负面清单方式作出服务贸易承诺的国家。中方则以正面清单方式向澳方开放服务部门。此外,澳方还在假日工作机制等方面对中方作出专门安排。

  在投资领域,双方自协定生效时起将相互给予最惠国待遇;澳方同时将对中国企业赴澳投资降低审查门槛,并作出便利化安排。

  除此之外,协定还在包括电子商务、政府采购、知识产权、竞争等“21世纪经贸议题”在内的十几个领域,就推进双方交流合作作了规定。

  商务部表示,中澳自贸协定是继韩国之后,我国与亚太地区又一个重要经济体签署的自贸协定。这对于推动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和亚太自由贸易区进程以及加快亚太地区经济一体化进程、实现区域共同发展和繁荣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券商人士称,中澳自贸协定的签署和实施有利于加深企业间的合作以及产业间的并购整合,推动国内农业发展进入新阶段。信达证券行业分析师唐敬东表示,农产品国际贸易历来是国家之间摩擦最大领域,中国此次对与澳方签署的协议涉及产业广泛,产品极为丰富,优惠力度极大,无疑将对国内相关产业造成巨大震动。澳方地域广阔,生态保护较好,农产品竞争力具有先天优势,加之协议保护,未来将对中国农业及食品市场产生深远影响。

《中国证券报》20150618

国务院印发《意见》96条政策措施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

  经李克强总理签批,国务院日前印发《关于大力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若干政策措施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这是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系统性、普惠性政策文件。

  《意见》指出,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是发展的动力之源,也是富民之道、公平之计、强国之策,对于推动经济结构调整、打造发展新引擎、增强发展新动力、走创新驱动发展道路具有重要意义,是稳增长、扩就业、激发亿万群众智慧和创造力,促进社会纵向流动、公平正义的重大举措。

  《意见》从9大领域、30个方面明确了96条政策措施。一是创新体制机制,实现创业便利化;二是优化财税政策,强化创业扶持;三是搞活金融市场,实现便捷融资;四是扩大创业投资,支持创业起步成长;五是发展创业服务,构建创业生态;六是建设创业创新平台,增强支撑作用;七是激发创造活力,发展创新型创业;八是拓展城乡创业渠道,实现创业带动就业;九是加强统筹协调,完善协同机制。

《经济日报》20150617

三部门公布有关进口税收政策

崔文苑

  68日,财政部、海关总署、国家税务总局联合发布通知,对外公布广东、天津和福建自由贸易试验区有关进口税收政策,这些政策已于3个自贸试验区挂牌成立之日起执行。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已经试点的进口税收政策原则上可在自贸试验区进行试点。”3部门相关负责人表示。此前在上海自贸区已试点的进口税收优惠政策包括,对试验区内注册的国内租赁公司或其设立的项目子公司,从境外购买空载重量在25吨以上,并租赁给国内航空公司使用的飞机,享受相关的增值税优惠政策等。

  值得注意的是,3个新增自贸区同时被赋予了试点选择性征收关税政策。3部门明确提出,在广东、天津和福建自贸区内的海关特殊监管区域试点选择性征收关税政策,即对设在自贸试验区海关特殊监管区域内的企业生产、加工并经“二线”销往内地的货物照章征收进口环节增值税、消费税,根据企业申请,试行对该内销货物按其对应进口料件或按实际报验状态征收关税的政策。这就意味着,海关特殊监管区域内的保税加工企业,不再像此前内销时关税按成品征税等方式,而是能够选择税负较低的方式缴税,即可以选择按料件征税或是按成品征税。专家表示,这有利于区内企业进一步整合生产资源、降低生产成本,拓展内销市场。

  同时,在严格执行货物进出口税收政策前提下,允许在3个自贸试验区海关特殊监管区域内设立保税展示交易平台。此外,3个自贸试验区内的海关特殊监管区域实施范围和税收政策适用范围维持不变。

  3个自贸区还确定了一些特殊政策。如广东自贸区确定,深圳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珠海横琴税收优惠政策不适用于自贸试验区内其他区域;福建自贸区确定,平潭综合实验区税收优惠政策不适用于自贸试验区内其他区域。“因为这些区域内存在其他不同类型的经济特区,单独的税收优惠需明确区分。”财政部财科所副所长白景明表示。3部门还明确要求,在确保有效监管前提下,在福建自贸试验区海关特殊监管区域探索建立货物实施状态分类监管模式。

 《经济日报》20150609

 

 

 

 

 

 

 

 

 

权威论坛

刘尚希:单纯调节个税无法解决收入分配问题

关欣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刘尚希日前在参加中国人民大学举办的“收入分配中的财金政策暨《大变革时代的中国经济》新书发布会”时表示,中国个税的比重很低,占财政收入的比重不到6%,调节分配功能有限。如果不整体看待收入分配问题,这个问题没法解决。

  刘尚希指出,税收调节功能取决于税收收入规模,只有收入规模达到一定程度,调节功能才会发挥作用。“当前有人寄希望于通过调节个人所得税改善收入差距较大的情况。实际上,中国个税的比重很低,占财政收入的比重不到6%,调节功能很弱小。指望通过税收发挥调解作用,促进分配的公平很难的。”

  “传统理论对于分配政策的认识存在不足,即‘重视流量,轻视存量’,‘重视静态的描述,忽视动态的循环’。收入分配问题应从三个层次,即财富、收入和消费的角度去综合考虑。如果不整体看待收入分配问题,这个问题没法解决。”刘尚希说。

  刘尚希建议,首先需要完善城乡产权制度。“中国的产权制度不完善,长期以来所有权和产权混为一谈。比如,一些人以‘大白菜价格’买了一个矿山,很快就富起来了。国家所有的财富转换为了私人的财富。”

  其次要完善工资制度。工资制度包括企业的工资制度、国有企业工资制度、最低工资制度,行政事业单位工资制度。经济学原理告诉我们,工资的增长不能快于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工资的增长快于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经济不可持续。而中国近几年的情况,劳动生产率要比收入增长快一些。

  最后,还应完善金融制度,不应使金融在存量层面导致收入差距扩大。

 《经济参考报》20150611

左小蕾:经济下行压力未增大结构调整比货币政策更重要

孙亚华

  69日,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20155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CPI)同比上涨1.2%,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PPI)同比下降4.6%。“中国经济下行压力并未进一步增大”,中国银河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左小蕾在接受新华网记者采访时强调,CPI涨幅连续4个月处于“1时代”,这表明经济发展仍处于平稳状态。

  CPI涨幅并无太大变化

  据统计局测算,5月份,食品价格涨1.6%。其中,肉禽及其制品价格涨3.1%(猪肉价格上涨5.3%);鲜菜价格上涨6.5%;粮食价格上涨2.4%;鲜果价格下降3.2%

  左小蕾认为,CPI的主要影响因素是食品价格。虽然上个月猪肉价格恢复性上涨,但是受季节因素影响的部分鲜活食品价格下降。所以,CPI涨幅与前几个月相比并无太大变化。

  “PPI连续负增长已经持续了很长时间,所以目前对于CPI没有太大的传导性影响。”左小蕾补充说。

  总体来看,今年上半年的月CPI上涨幅度变化不大,连续四个月都处在“1时代”。1月份全国CPI同比上涨0.8%2月份和3月份CPI均上涨1.4%4月份CPI涨幅回升至1.5%

  对此,左小蕾认为,上半年的月CPI涨幅数据趋同,表现出经济发展处于平稳状态,而不是因此就得出经济下行压力加剧的结论。“目前中国是稳增长的经济形态,不能再以以前经济高速增长时的眼光来看待数据。连续数月几乎相同的CPI涨幅反映的状态应该是经济运行无太大变化,不应该单边放大为经济下行压力的进一步增大。”她说。

  “结构调整比央行发钱更重要”

  同时,左小蕾还表示,中国经济确实有下行的压力。但是解决方法应该专注于结构调整,加快转型和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而不是进一步实行宽松的货币政策。“中国的市场目前并不缺钱。如今,大量的钱流向股市,实体经济仍然‘喊渴’。这才是解决中国经济下行时最需要重视的问题。”左小蕾指出。

 新华网20150609

朱光耀:当前世界经济复苏进程缓慢而不平衡

郑金发 邹乐 戚燕凌

  二十国集团(G20)财政和央行副手会议于615日至16日在土耳其博德鲁姆举行。中国财政部副部长朱光耀16日在此间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时表示,会议认为总体来看当前世界经济的复苏进程非常缓慢,并且不平衡。

  此次会议的一个重要任务是为11月在土耳其安塔利亚举行的G20领导人峰会做好经济政策准备,会议重点讨论和研判了当前世界经济形势。

  朱光耀说,今年以来,世界银行两次下调对全球经济增长预测。本次会议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指出,最近几个月全球经济表现远比预计的疲软。IMF将在今年7月初发布其对今年全球经济增长率的最新预测,存在进一步下调经济预期的可能性。

  朱光耀介绍说,在贸易方面,根据世界贸易组织(WTO)的数据,预计2015年全球贸易增长量只有3.3%,它比目前IMF预测的全球经济3.5%的增长率还要低0.2个百分点。这是连续三年全球贸易的增长率低于全球经济增长率。这远低于过去20年间全球贸易年均5.2%的增长水平。全球经济面临的脆弱性挑战非常明显。与此同时,全球金融市场同样面临着脆弱性挑战,不确定因素十分突出。

  他说,本次会议对全球经济增长过去几个月放缓的原因进行了分析,其重要原因是全球投资增长率和全要素劳动生产率出现双双下降的态势。

  因此,本次G20财政和央行副手会议认为,要以改革精神,特别是通过深化结构改革来促进可持续增长,有效应对世界经济当前面临的挑战。

  朱光耀说,与会代表非常赞同中国在综合平衡稳定经济增长和深化结构改革方面的政策措施。他说,中国在努力深化经济结构改革,变要素驱动为创新驱动,通过创新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经济增长潜力,实现中国经济健康可持续增长。

  他说,在G20各国首先把各自事情做好的前提下,加强宏观经济政策协调变得更加重要。美联储或迟或早将启动提高利率的进程,其外溢性影响特别是对新兴市场国家的影响必须高度关注。全球经济增长不能单纯地依赖货币政策。有一定财政政策空间的国家应该让财政政策发挥更大的作用,有效促进经济增长。G20正在就此凝聚共识。

  朱光耀说,G20安塔利亚峰会是非常关键的峰会,我们期待通过G20各国的共同努力,能够有力地推动全球经济复苏和增长,并在促进国际金融市场稳定方面也作出更大努力,发挥更大影响。

新华网20150617

央行:进一步推动资本项目可兑换改革

任晓

   中国人民银行11日发布《人民币国际化报告(2015年)》称,中国将进一步推动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改革。进一步推动资本项目可兑换举措包括:一是打通个人跨境投资的渠道,考虑推出合格境内个人投资者(QDII2)境外投资试点。二是完善“沪港通”和推出“深港通”,允许非居民在境内发行除衍生品外的金融产品。三是修订外汇管理条例,取消大部分事前审批,建立有效的事后监测和宏观审慎管理制度。四是提高境外机构投资者投资我国资本市场便利性。五是继续便利人民币国际化,消除不必要的政策壁垒和提供必要的基础设施。六是做好风险防范。

  报告称,人民币跨境投融资渠道将进一步拓宽。支持境外机构境内发行人民币债券。在宏观审慎和微观审慎原则框架下,稳妥扩大境内企业境外借用人民币试点范围。简化管理程序,逐步丰富境外机构投资境内银行间债券市场主体类型,稳步扩大投资规模。支持人民币计价结算的国际原油期货尽快上线。逐步放宽境内机构境外发行人民币债券限制。

  报告指出,人民币作为储备货币规模将进一步增加。推动人民币加入特别提款权(SDR)货币篮子。积极支持境外央行类机构将人民币资产纳入其外汇储备。研究取消境外央行类机构投资境内银行间债券市场的额度限制,允许境外央行类机构自主选择人民银行或银行间市场结算代理人代理其投资银行间债券市场。

《中国证券报》20150612

财政部:推动PPP实现新发展新突破

倪铭娅

  财政部副部长张少春在财政部召开的全国电视电话会议上指出,目前在推广PPP模式的过程中,做好顶层设计的“当头炮”已经打响,今后的关键在于“真刀真枪”地推进项目建设。下一阶段,各级财政部门要结合《关于在公共服务领域推广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的指导意见》的核心要求,着重在“快”字、在“实”字上做文章,确保《指导意见》各项措施落到实处,推动PPP工作实现新发展、新突破。

  财政部副部长史耀斌指出,下一步各级财政部门要认真贯彻落实《指导意见》精神,把握当前加快推进PPP工作的大好时机,加快完善制度建设,健全政策扶持体系,大力开展项目建设,切实做好各项工作。

《中国证券报》20150610

 

 

 

 

 

 

 

 

探索研究

经济“新常态”与我国宏观经济调控转变

李停

摘要:“新常态”的内涵本质是经济再平衡。经济“新常态”下,因劳动年龄人口下降、环境污染治理成本上升和消费偏好由实物向服务转变等原因,我国潜在产出增长率下降。短期内我国宏观调控目标应在稳定增长的前提下,将结构调整摆在更突出位置,紧紧抓住经济增长和失业率关系弱化的契机,采取切实有效措施以最低的成本实现经济再平衡。“新常态”下,宏观调控要加强需求管理和供给管理的统一、创新宏观调控思路和方式、以政策微刺激实现精细化管理,探索“旧常态”下宏观调控弊端的体制原因,推动深层次改革。

关键词:新常态;宏观调控;再平衡;微刺激;供给管理

   《现代经济探讨》2015年第4

促进居民收入增长的减税对策研究

刘菲

摘要:党的“十八大”提出2011—2020年居民收入倍增的计划是具有战略意义的宏伟计划。不论是从调整居民收入分配格局还是缩小居民收入差距来说,减税政策都应该成为重要的政策手段。当前扩大减税的力度与范围,研究和出台新的减税政策是实现2020年收入倍增的重要保证。在阐述减税必要性的基础上,对减税的可行性进行了分析,提出了进一步完善结构性减税政策的建议。

关键词:居民收入;减税对策;政策建议

 《中国市场》2015年第17

2014年中国税收政策与制度的重要调整

刘佐

摘要:本文梳理了2014年中国税收政策与制度的重要调整,内容涵盖宏观政策和重大改革,农业、交通、通信和基础设施,资源、能源和环境保护,流通、对外经济往来和国际税收关系,科技和高新技术产业,房地产、金融、保险和证券,就业、社会保障、民政、民族和宗教,教育、文化、宣传、卫生和体育,区域发展,其他重要税收政策和制度调整,税收法制和税收管理等十一个方面。

关键词:2014年;中国税收政策与制度;重要税收政策和制度调整

《经济研究参考》2015年第8

能源效率、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基于匹配视角的实证研究

周肖肖 丰超 魏晓平

摘要:本文从能源效率和产业结构对经济增长的交叉作用入手,基于“环境成本”的思想,构建包含环境、能源、劳动力、资本四要素的三部门模型,实证分析能源效率和产业结构对经济增长影响。结果表明:中国经济增长显著存在能源效率产业结构协同效应,能源效率可通过倒逼产业结构优化促进经济增长;能源效率和经济增长之间存在产业结构的双门限效应。由于各地区能源利用效率和产业结构等方面存在差异,中央及各级政府在政策制定和实施时应因地制宜,从产业结构调整梯度出发,寻找产业结构和能源效率的最优匹配路径。

关键词:能源效率;产业结构;经济增长;协同效应;门限回归

《经济与管理研究》2015年第5

要素价格扭曲对中国投资消费结构的影响分析

王宁 史晋川

摘要:以内需不足和过度投资为主要特征的投资消费结构问题,是中国宏观经济中亟需研究和解决的重要问题。微观层面的要素价格扭曲通过价格机制影响了投资和消费,是引致投资消费结构变动的深层次原因。本文以修正的Ramsey-Cass-Koopmans模型为基础,从要素价格扭曲的视角,对转轨时期中国经济长期平稳发展且高投资、低消费并存的经济事实给予了一个解释框架,并通过数据计量来证实要素价格扭曲对中国投资消费结构变动的影响。结论认为:资本和劳动价格的负向扭曲均会刺激投资、减少消费,但是劳动价格扭曲的作用力更大;若劳动比资本的价格扭曲更为严重,将更加不利于投资消费结构的改善。

关键词:要素价格扭曲;投资;消费;结构

 《财贸经济》2015年第4

财政分权、房价与城乡收入差距——基于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郭亮 陈乐

摘要:基于1999-201231个省际面板数据,采用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实证考察了财政分权、房价和城乡收入差距三者之间的相互关系。研究结果表明:财政分权对房价的上涨和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均具有促进作用,且对两者的影响具有区域差异,具体表现为:财政分权对东部地区房价上涨的影响要大于对中西部地区的影响,财政分权对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影响由东部地区向西部地区依次递减;房价和城乡收入差距之间的相互影响具有区域差异性。

关键词:财政分权;房价;城乡收入差距;面板VAR模型

 《财经论丛》2015年第4

 

 

 

 

 

 

 

国际视角

印度税制结构嬗变分析

葛玉御 樊丽明

摘要:印度自独立后60多年间沿袭并保持间接税为主体的税制结构,且呈现间接税占比“倒U”型的嬗变过程。这一过程由间接税和直接税分别显著增长的两个阶段构成,尤其在第二个阶段以“提高所得税、优化流转税”的路径而实现。本文对印度税制结构嬗变的路径及成因进行了分析,发现其经济发展、税制改革和征管条件与这种嬗变密切相关。

关键词:印度;税制结构嬗变;路径;成因

《国际税收》2015年第4

国外低碳经济政策研究:进展、争论与评述

李玉婷

摘要:应对全球气候变暖,向低碳经济转型已成为世界各国共同的责任与目标。文章着眼于以低碳为目标的市场激励型政策机制,涵盖的经济政策工具包括碳税、补贴、碳交易、碳金融、碳关税等。在紧跟国外低碳经济政策的理论研究与实践进展的同时,对各种政策工具进行了详细的分析与研究,讨论了政策机制的理论依据、合理性、有效性、成本收益、实施方案、理论及实践中的最新成果、争议等方面的内容,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综合性的简评与展望。

关键词:低碳经济;低碳发展;温室气体减排;低碳政策;经济政策

 《当代经济管理》2015年第5

美国收入分配运行分析及经验借鉴

于哲 陈雪峰

摘要:收入分配问题是现阶段各国政府普遍关注的重要问题,美国在调节收入分配方面取得了一系列成就,在收入分配运行方面做法独特,归纳和总结美国在收入分配机制运行方面的成功做法,结合我国收入分配运行的实际加以吸收和借鉴,必将对缩小我国日益严峻的收入分配差距,改善和保障民生产生重大的影响。

关键词:美国;收入分配机制;启示

《当代经济管理》2015年第5

 

 

 

 

 

 

 

综述

经济增长框架下的基础设施投资研究——一个国外的文献综述

张培丽 陈畅

为了应对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的冲击,我国推出了4万亿保增长的经济刺激方案,在实施过程中主要投向了“铁公基”,目前对这一刺激措施提出了各种各样的讨论。最近两年,为了应对经济下行的巨大压力,我国又采取了“微刺激”的宏观经济政策,加大了对铁路、水利、城市轨道交通等基础设施的投资规模,以使经济运行保持在合理区间。这就提出了一个十分严峻的问题:基础设施投资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一个什么样的关系,用基础设施投资能够促进经济增长吗?如果可以“稳增长”,那么,实施“微刺激”的最佳力度在哪里,也就是基础设施投资的最优规模和最优方向是什么?以及为了达到最优规模的投融资模式如何选择等,就成为运用基础设施投资稳增长必须回答的重大理论问题。本文尝试通过对以上问题的一个国外文献综述,将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推到国际研究的最前沿,为中国经济学人探讨这一问题提供理论与经验研究的借鉴,以及进一步研究的起点。

一、基础设施投资能够促进经济增长吗

国外学者对基础设施投资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大量实证研究,结果显示,基础设施投资总体上能够促进经济增长,但也存在不同的情形和变化,甚至有的研究得出了相反的结论。

(一)基础设施投资促进经济增长

大卫·艾伦·阿绍尔(David Alan Aschauer1989)较早对基础设施投资效应进行了代表性研究。他运用美国1949—1985年度数据进行TFP回归分析得出,公共部门支出对经济发展有重要影响,且公共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和边际回报大于私人投资,并将美国上世纪70年代生产率的下降归结于基础设施投资减少。后来,阿绍尔(David Alan Aschauer1990)运用美国50个州1965—1983年的截面数据,将公共投资分解研究得出,主要基础设施投资,例如道路、高速、机场、供水系统对经济增长最具有解释力,其产出弹性范围在0.055—0.11之间,而军事投资对生产力发展没有影响。其后,学者们沿袭阿绍尔的研究思路,从基础设施投资与经济增长的正相关关系和二者之间的数量关系两个方面,检验并不断推进基础设施投资的效应研究,取得了以下最新的主要研究进展:

1.基础设施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正相关关系

布兰卡·桑切斯·罗伯斯(Blanca Sanchez-Robles1998)通过计算基础设施支出占GDP的份额,引入传统增长回归模型,以拉丁美洲为例实证分析发现,基础设施投资与经济增长之间具有积极和显著的正相关性。伊斯法哈尼等(H. S. Esfahani and M. T. Ramırez2003)开发了一个结构模型,将制度和经济因素考虑在内,对世界上若干个国家进行评估也表明,基础设施服务对GDP的影响是实质性的,其收益超过提供基础设施服务所付出的成本,国家可以通过增加基础设施投资及其使用促进总产出的增加。卡尔德龙和路易斯(Cesar Calderó,Enrique Moral-Benito and Luis Servén2011)对121个国家样本数据运用工具变量进行实证检验不仅得出基础设施建设能加速经济增长的结论,而且发现基础设施投资还有助于提高贫困人口的收入,降低收入的不公平性。佩雷拉和安德拉兹(Pereira andAndraz2010)运用葡萄牙五个地区1977—1998年时间序列研究发现,公路基础设施投资对每个地区长期经济增长均具有带动作用。C·K·胜和D·S·科瑞比(C. K. Seung and D. S. Kraybill2001)运用可计算的一般均衡(DGE)模型研究俄亥俄州基础设施投资对私人投资、就业率、地区总产出和家庭福利的影响也认为,公共资本高弹性使得基础设施投资对经济增长影响显著。拥挤性会稍微降低基础投资带来的积极作用但是不影响最后结果。

学者们认为,基础设施投资促进经济增长的内在机制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增加产出、刺激私人投资和提高就业。艾丽西娅(Alicia H. Munnell1992)从美国州一级层面分析了基础设施投资和经济增长的相关关系,从以下三个方面证明基础设施投资促进了州的经济增长:一是基础设施投资对产出增加有积极作用;二是基础设施投资刺激私人投资;三是基础设施投资提高就业率。

 2)参与生产、带动其他投入品供应和与其他投入品相互作用。C·K·胜和D·S·科瑞比(C. K. Seungand D. S. Kraybill2001)也总结了基础设施投资影响总产出的三个机制:一是作为投入品参与生产;二是有助于带动其他投入品供应增加;三是与其他投入品相互作用从而影响生产力。第一种机制是基础设施的“直接作用”,后两种机制是“间接作用”。

3)提高私人投资生产力。玛丽亚·杰茜·德尔加多和印马克雷达·阿尔瓦雷斯(Maria Jesus Delgado and Inmaculada Alvarez2000)指出,投资于生产性基础设施可以提高私人投资的生产力,有助于提高一个地区的竞争力。布萨卡等(JoeéEmilio Boscá,Francisco Javier Escribáand María Jose Murgui2002)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运用改进的“对偶法”(Dual Approach),分别研究西班牙各地区基础设施资本和私人资本在短期和长期中对经济的影响也发现,基础设施投资和私人资本都有正回报率,而且基础设施投资促进私人部门生产力的提高,有助于降低私人部门生产成本。然而,安德里亚斯·斯蒂芬(Andreas Stephan2003)则进一步指出,虽然基础设施投资有助于提高私人资本产出水平,但是这不能成为将来增加基础设施投资的充分理由,因为增加基础设施投资很可能意味着税收增加,这将会给经济带来扭曲。为审慎进行基础设施投资决策提供了理论基础。

4)减少企业库存。查德·雪莉和克利福德·温斯顿(Chad Shirley and Clifford Winston2003)对美国的交通政策进行评估发现,高速公路可以通过减少企业库存对经济发展起促进作用。当然,美国高速公路回报率在20世纪80—90年代减小到5%以下,可能的原因是无效率交通基础设施政策导致成本上升。

5)产生内部收益。李志刚(Zhigang Li2006)分析了中国1990年以来基础设施投资增加大背景下铁路建设带来的社会福利。他首先估计铁路投资影响不同地区产品的实际价格,再将价格差异通过模型转化为各地区社会剩余进行比较,从而推算出铁路的经济回报率。研究结果发现,基础设施投资扩张产生实质性的内部收益。

2.基础设施投资的产出弹性

学者们主要通过测算基础设施投资的产出弹性,来对基础设施投资促进经济增长的程度做出数量说明。杰代·艾尔伦特(Gerdie Everaert2003)利用比利时数据构建协整VAR模型发现,公共投资的减少降低了各州的总产出,公共资本对总产出的弹性是0.14,证实了Aschauer等之前做出的研究。埃特热·希奥杰(Etsuro Shioji2001)将研究从封闭模型拓展到开放经济增长模型,通过美国和日本的对比研究也发现,基础设施的产出弹性在0.10.5之间。卡尔德龙等(César CalderónEnrique Moral-Benitoand Luis Servén2011)实证检验发现,在长期情况下,基础设施的产出弹性在0.070.1之间,对经济增长起到促进作用。

(二)基础设施投资与经济增长存在双向互动关系

阿尔弗雷·M·多珀雷拉和奥里奥尔·罗卡·塞格拉斯(Alfredo Marvao PereirãOriol Roca-Sagalés2003)利用VAR模型分析认为,更多的公共投资会减少私人投入需求从而降低产出。但是公共投资对私人生产有正外部性,更多公共投资会增加私人投入品的边际生产力,这会降低生产的边际成本,产生规模效应,从而增加潜在产出。在对整个经济影响中,基础设施投资的直接作用和间接作用各占一半左右。反过来,私人部门变化也将影响基础设施投资,比如私人部门生产力提高给政府提供了增加税收的基础,并为增加基础设施投资提供了条件。就业率降低也往往引发增加基础设施投资的政策出台,同时相反的因果关系也同样存在。

柳升勋(Seung-Hoon Yoo2005)和查尔斯(Charles B. L. Jumbe2004)利用协整检验和误差修正模型,实证研究韩国和马拉维两国数据发现,电力设施投资和经济增长有双向因果关系。

陈盛东等(Sheng-Tung ChenHsiao-I KuoChi-Chung Chen2007)对亚洲十个国家GDP和电力消费进行因果关系检验后认为,在长期情况下,基础设施投资(主要是电力)与经济增长存在双向影响,基础设施投资的增加会促进经济增长,同时经济增长会拉动对基础设施的需求,增加基础设施供给。具体来说,随着可支配收入增加,人们出于对更舒适生活的追求,从而引发对交通、电力等基础设施需求的增加。长期看,政府为适应这一需求增加基础设施投资将会推动经济发展。

(三)基础设施投资与经济增长关系表现出阶段性变化

斯皮罗斯和帕尼克斯(Spiros BougheasPanicos O. Demetriades and T. P. Mamuneas2000)认为,基础设施投资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表现出阶段性变化,二者之间呈倒U型的关系,目前绝大多数国家正处于曲线的向上部分。

 (四)基础设施投资与经济增长之间无明显相关性

与上述几种观点不同,还有部分国外学者实证研究认为,基础设施投资与经济增长之间并不存在明显的相关关系。

查尔斯·R·胡尔腾和罗伯特·M·施瓦布(Charles R. Hulten and Robert M. Schwab1991)研究发现,基础设施投资和经济增长不显著相关。

霍尔茨·埃金(Holtz-Eakin1992)修正了之前被学者忽略的州之间的相互效应,利用标准方法控制各州无法观测的特性,对美国1970—198648个州的数据建模也得出,公共部门资本没有影响私人部门生产力,基础设施投资对经济增长作用不显著,两者间不存在明显的因果关系。

马龙·G·伯南特(Marlon G. Boarnet1998)与霍尔茨·埃金一样,也考虑了州之间的相互影响效应对基础设施投资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影响,并得出了类似的结论。他指出,当投入要素可移动时,一个地方的基础设施投资会增加本地区产出,但是另一个地方的产出会下降。在线性生产函数框架下,这一机制显示为基础设施投资的负向外溢效应,基础设施完善地区的经济增长以生产要素转移来源地的总产出下降为代价,因此基础设施不可能带来净产出增加。

加西亚·米拉等(Garcia-Mila et al. 1996)利用1970—1983年美国州际数据,构造柯布-道格拉斯函数后具体检验了基础设施中高速公路、供水系统和污水处理对总产出的影响,也得出了所研究的三类基础设施对经济增长均无任何显著的正面影响的结论。

(五)基础设施投资阻碍经济增长

与以上观点不同,一些学者通过分析证明,基础设施投资不但不会促进经济增长,反而会阻碍经济增长。保罗·埃文斯和乔治斯·卡拉斯(Paul Evans and Georgios Karras1994[25]利用1970—1986年间美国各州的面板数据研究政府资本和现有政府服务对私人生产的贡献度发现,除了政府教育服务具有生产性,其他行为都不具有促进经济发展的作用,甚至对经济有负面影响。查尔斯·R·胡尔腾和罗伯特·M·施瓦布(Charles R. Hulten and Robert M. Schwab1991)通过经验分析也发现,某些基础设施投资会阻碍经济增长。

加利(Khalifa H. Ghali1998)对巴斯和科德斯(Barth and C ordes1980)关于公共投资和私人投资关系的模型进行改进,运用多元协整法建立矢量误差修正模型进行实证研究进一步指出,基础设施投资在短期中对私人投资有负面影响,长期情况下,基础设施投资对私人投资和经济增长都起到阻碍作用,得出了基础设施投资对经济增长影响为负的结论。

二、基础设施投资能够引致私人投资吗

基础设施投资是否会引致私人投资的增加,是基础设施投资能否发挥杠杆作用,在更大程度上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机制,因而学者们对基础设施投资的私人投资效应研究也就倍加关注。但是,基础设施投资与私人投资之间究竟是存在“挤出效应”还是“挤入效应”,学界一直存在针锋相对的争论,至今未能达成一致意见,虽然近年来争论双方的“挤入效应”论略占上风,但不同观点还是不断涌现,主要有:

(一)基础设施投资与私人投资存在“挤入效应”

玛丽亚·杰茜·德尔加多和印马克雷达·阿尔瓦雷斯(Maria Jesus Delgado and Inmaculada Alvarez2000)通过对1980—1995年西班牙17个地区面板数据构造超对数生产函数,探究私人和公共资本是互为替代品还是互补品。结果显示,私人资本和基础设施资本为互补品,生产性基础设施资本促进私人投资。米格尔·D·拉米雷斯(Miguel D. Ramirez2000)对1980—1995年拉丁美洲关键经济变量与私人投资的关系进行研究也发现,增加基础设施投资可以带来更多私人投资。

阿尔弗雷·M·多珀雷拉(Alfredo M. Pereira2001)利用VAR模型和脉冲响应函数法,对美国的基础设施投资和私人投资进行研究认为,总体上基础设施投资挤入私人投资。这种挤入投资主要体现在污水处理、供水系统、工业设备和交通设施等保护和发展性基础设施上。

(二)基础设施投资与私人投资存在“挤出效应”

阿尔弗雷·M·多珀雷拉和奥里奥尔·罗卡·塞格拉斯(Alfredo Marvão PereiraOriol Roca-Sagalés2003)指出,更多的公共投资会减少私人投入需求,公共投资与私人投资相互作为一种替代品。阿尔弗雷·M·多珀雷拉(Alfredo M. Pereira2001)对基础设施进行了区分指出,不同基础设施投资对私人投资的影响不同,虽然总体上基础设施挤入私人投资,但是在通讯方面基础设施投资则会挤出私人投资。

(三)基础设施投资的私人投资效应存在阶段性特征

帕雷什·库马尔·纳拉扬(Paresh Kumar Narayan2004)以斐济为例,调查基础设施投资对私人投资有“挤出效应”还是“挤入效应”,结果表明,1950—1975年,基础设施投资与私人投资之间存在协整关系,且基础设施投资对私人投资有挤入效应,1976—2001年则没有这种协整关系存在。

三、基础设施投资的最优规模

基础设施投资规模,是基础设施投资影响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也就是说,基础设施投资达到一个什么样的规模,才能有效地促进经济增长。因此,学者们围绕着基础设施投资促进经济增长的最优规模问题展开了有价值的研究。

(一)基础设施投资规模的影响因素

1.GDP增长

玛丽安·范和铁托·耶佩斯(Marianne Fay and Tito Yepes2003)认为,GDP增长中的消费者和生产者需求对基础设施服务需求具有重要影响,从而根据期望的结构变化和收入增长预测未来的基础设施服务需求。

2.政治制度和环境

学者们对政治制度和环境与基础设施投资规模的关系进行了大量实证研究,大部分学者都赞同政治制度和环境对基础设施投资具有重要影响。

约翰·W·道森(John W. Dawson1998)利用面板数据研究制度与经济增长关系得出,政治环境是解释一国基础设施投资水平的重要因素。基韦尔和莱福特(CaselliF.G. Esquivel and F. Lefort1996[33]利用广义矩阵法,对超过100个国家的基础设施投资决定因素进行研究也发现,一个限制政策变化的政治环境对全国经济性基础设施变化有重要影响。

维托尔德·J·赫尼兹(Witold J. Henisz2002)克服了前人相关研究中样本数据太少的难题,运用一百多个国家长达两个世纪的历史数据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即政治制度和基础设施增长率在统计学和经济意义上都显著相关。

3.政府行为和选举

阿希姆·凯门灵和安德烈亚斯·斯蒂芬(Achim Kemmerling and Andreas Stephan2002)对德国87个城市面板数据建立联立方程研究发现,基础设施投资受到选民及政府官员行为的影响。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是否一致,决定了各地方基础设施投资补助额度,而如果一个城市有很多立场不坚定的投票者,则他们既不会将更多的资金投入到公共基础设施上,也不能从上级政府那里得到更多的投资补助。

奥利维尔·卡多等(Olivier CadotLars-Hendrik RollerAndreas Stephan2006)则更为直接的指出,公路和铁路的建设不是为了减少交通拥堵,而是主要为了政治家能够选举成功。

4.经济自由化

约翰·W·道森(John W. Dawson1998)指出,经济自由化可以直接提高生产效率以及间接影响基础设施投资。

(二)基础设施投资的最优规模选择

1.基础设施投资最优规模的确定标准

爱德华·M·格拉姆利克(Edward M. Gramlich1994[37]通过文献综述总结出:判断基础设施投资是否达到最优规模的标准主要有:基础设施工程评估、经济回报率、生产力的影响、选举中的政治因素等。但当前学者最常用的方法主要有基础设施资本与私人资本最优比值和基础设施投资与私人投资边际产出比较两种方法。

1)基础设施资本/私人资本最优比值。大卫·艾伦·阿绍尔(David Alan Aschauer2000)利用1970—1990年美国数据构建公共资本与经济增长之间非线性模型来估计基础设施投资的最优值得出,最大化总产出时基础设施资本的产出弹性应在0.33,从而确定基础设施资本/私人资本最优值为0.44

2)基础设施投资与私人投资边际产出相等。大卫·艾伦·阿绍尔(David Alan Aschauer1989)在早期分析核心基础设施投资对经济增长影响,判断基础设施是否提高总产出时,就运用基础设施投资产出弹性与私人投资产出弹性比较来确定基础设施投资最优规模。以此为依据,他认为,由于当时美国基础设施投资产出弹性高于私人投资,所以基础设施投资未达到最优规模。卡拉斯·GKarras G.1997)从经济增长最大化标准出发研究认为,私人资本和基础设施资本边际产出是否相等是判断基础设施是否达到最优规模的方法。并通过对15个欧洲国家的实证检验,验证了私人资本和基础设施资本边际产出相等的假设成立。奥斯卡·巴霍·卢比奥和卡门·迪亚斯·罗尔丹(Oscar Bajo-Rubio and Carmen Díaz-Roldán2005)在Karras研究的基础上,对模型进行了改进,在规模报酬可变的假设下,也从最优化增长模型中推导出了基础设施投资的最优规模条件是私人投资和政府投资的边际产出相等。

2.基础设施投资最优规模的实证检验

根据上述判断基础设施最优投资规模的标准和方法,学者们对部分国家的基础设施投资是否达到最优规模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显示,除少部分发达国家外,大部分国家基础设施投资规模仍然低于最优规模。

康普斯·克里斯多夫(Kamps Christophe2005)借鉴Aschauer的方法,通过比较实际和最优增长情况下公共资本/私人资本和公共资本/GDP值发现,对大多数以前的欧盟国家而言,不存在基础设施投资不足或过度供给情况。按照各国现在政策估算,未来奥地利、比利时、丹麦和英国将会出现基础设施投资不足,荷兰和葡萄牙会出现基础设施投资过度。

P·0·德斯和T·P·马穆尼斯(P. 0. Demetriades and T. P. Mamuneas2000)在公共资本没有为消费者带来收益和通过一次性税收形式征税的前提假设下,比较估算实际公共资本回报率与最优公共资本回报率表明,除澳大利亚、挪威和美国外,大多数国家的公共资本没有达到最优供给规模。

奥斯卡·巴霍·卢比奥和卡门·迪亚斯·罗尔丹(Oscar Bajo-Rubio and Carmen Díaz-Roldán2005)以西班牙为样本分析发现,在相对不发达地区,私人边际产出高于政府投资边际产出,在相对发达地区,政府投资的边际产出比私人更高,这表明,西班牙发达地区基础设施规模不足。

四、基础设施投资的最优方向

基础设施投资在实施过程中,存在着不同的投资方向,究竟投到哪个方向或领域,才能最大化地发挥基础设施投资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对此,学者们对不同方向的基础设施投资的经济增长效应进行了研究和比较分析,试图通过发现与经济增长相关度高的基础设施以指导基础设施的投资方向选择,但结果却莫衷一是,各有偏向。主要选择有:

(一)交通和通讯

相当一部分学者认为,交通和通讯基础设施对经济增长的产出弹性相对较高,如果投向此类基础设施势必能够带来较快的经济增长。

查尔斯·R·胡尔腾(Charles R. Hulten1996)将基础设施投资效率变量引入到Solow-Swan经济增长模型中,实证研究发现,公路和通讯有正的产出弹性,而电力对经济增长有不明显的负面影响。西尔维(Sylvie Demurger2001)运用中国1985—199824个省的面板数据实证研究也发现,地理位置、交通基础设施和通讯便利程度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各省的经济发展,其中交通这一变量是最有解释力的因素。

帕特丽夏等(Patricia C. MeloDaniel J. GrahamRuben Brage-Ardao2013)基于33项研究的563个样本,进一步细化研究了交通基础设施对总产出的产出弹性,结果显示,美国交通基础设施对总产出的产出弹性要高于欧洲,道路对经济增长的贡献高于其他交通形式。

(二)通讯和电力

埃格特·巴拉兹、科兹鲁克·托马斯和萨瑟兰·道格拉斯(Égert BalázsKozluk TomaszSutherlgnd Douglas2009)利用低频多年平均法,构建横截面回归模型,结合贝叶斯经典平均估计对OECD各国数据进行分析,结果显示,通讯和电力投资对推动长期经济增长有强劲作用,但是铁路和公路则不存在这样明显的推动作用。这与查尔斯·R·胡尔腾(Charles R. Hulten1996)的研究有很大不同,除了通讯的研究结果一致之外,关于电力和交通基础设施的研究结论则完全相反。

(三)电力和高速公路

白重恩和钱颖一(Chong-En Bai and Yingyi Qian2010)以电力、高速公路和铁路为例对中国的基础设施进行研究发现,铁路与电力、高速公路不同,电力和高速公路的发展与经济增长相一致,然而铁路发展比GDP增长缓慢许多。他们关于电力的看法与埃格特·巴拉兹等(Égert BalázsKozluk TomaszSutherland Douglas2009) 一致,但他们将交通基础设施进一步分为高速公路和铁路两类进行细化研究,其中对高速公路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结论与胡尔腾(Charles R.Hulten1996)和帕特丽夏等(Patricia C. MeloDaniel J. GrahamRuben Brage-Ardao2013)一致,但对铁路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结论则不同。

(四)供水系统和污水处理

罗纳德等(Ronald L. MoomawJohn K. Mullen and Martin Williams1995)的研究表明,供水系统和污水处理比高速公路和其他基础设施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更大,而且建造供水设施和污水处理系统还能提高就业吸纳能力。

五、基础设施的投融资模式

为了达到最优的投资规模,有效地促进经济增长,就需要选择最佳的基础设施投融资模式。国外学者关于基础设施投融资模式研究的成果非常多,近年来的研究更多侧重于政府投资和公私合营的具体操作层面。

(一)政府投资

政府投资是基础设施建设的主要资金来源,也是基础设施投资的最重要投融资模式,其中采取何种税收政策和制度筹集资金,是学界普遍关注的问题。

罗伯特·J·巴罗和泽维尔·萨拉·I·马丁(Robert J. Barro and Xavier Sala-I-Martin1992)指出,要根据公共服务的类别和性质来确定适用的税收制度和政策安排。如果公共服务提供的是具有竞争性和排他性的私人物品,或者是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特征的公共产品,一次性总赋税优于所得税。如果提供的公共产品具有拥挤性,也就是有竞争性以及一定程度上的非排他性,在这种情况下应选择使用费形式的所得税。

克里斯托夫·坎普斯(Christophe Kamps2005)则从就业率的角度强调了公共投资适用的税收政策。他认为,如果公共资本是由不具扭曲性的税收提供,并且只是具有温和的生产性,就业率将由于公共资本增加而升高。但是,如果公共资本由具有扭曲性的税收组成,就业率将会下降。所以从就业率角度看,为筹集公共投资资金,政府宜制定不扭曲的税收政策。

(二)公私合营(Public Private PartnershipsPPP

20世纪以来,为了实现多元化的项目目标,降低项目风险,引入私人资本,采取公私合营(Public Private PartnershipsPPP)的方式建造基础设施成为许多国家的选择。为此,学者们重点对公私合营的可行性、公私合营的效率效应,以及公私合营的成功要素等进行了深入分析。  

1.私人资本参与基础设施建设的可行性

卡罗尔·拉克迪(Carole Rakodi2003)指出,在公共部门有能力管理私人资本,并确保基础设施能供给到贫穷地区的前提下,如果对消费者收费可行,而且鼓励投资和技术竞争,此时发挥私人资本对公共资本的补充将是合适的选择。比如说,城市管道供水和污水处理系统就可以由私人资本介入。

R·D·第耶(R. D. Dinye2006)以加纳塔科腊迪市为例研究认为,私人资本参与到固体废物管理在一定条件下是可行的,这主要取决于居民支付的能力和意愿。这个条件就是有一个可行的支付制度使之取得的回报足以覆盖服务成本以及投资者要求的合理利润。

2.公私合营效率

白重恩和钱颖一(Chong-En Bai and Yingyi Qian2010)指出,在所有交通设施中,铁路的路程长度增长最慢,对比铁路与其他基础设施投资可以发现,其区别在于铁路完全由政府投资,资金过于集中,而电力和高速公路投资各省市和企业有一定自主权。因此,私人参与提供基础设施有利于供给效率的提高。申立银等(Li-Yin ShenAndrew PlattenX. P. Deng2006)以中国香港基础设施为例分析也认为,公私合营机制可以将设计、合同、客户、咨询、市场等风险在政府和私人部门之间进行分摊,这将有效控制整个项目的风险,提高建设效率。

3.公私合营成功的条件

公私合营如何才能取得成功,学者们的意见相对比较一致,其中合理分配风险、有实力的私人财团和良好的投资环境是其中最为关键的条件。

张学清(Xueqing Zhang2005)总结出了公私合营成功的要素,主要有:经济可行性、通过可靠的合同安排适当的风险分配、健全的金融体系、可靠的拥有特许权财团、良好的投资环境。

哈瓦刚等(Bon-Gang HwangaXianbo ZhaoMindy Jiang Shu Gay2013)运用问卷调查方式对新加坡的PPP项目的成功因素进行分析得出,组织良好的公共机构、合理分摊风险和强大的私人财团等因素的排名最为靠前。

刘和威尔金森(T LiuSuzanne Wilkinson2014)通过比较中国香港和新西兰两个PPP场地项目发现,促使PPP项目成功的关键因素主要有:合理商业案例开发、流线型财务安排、激烈招投标、有效的政府治理结构和基于伙伴关系的财团、合理分配现实风险。

A·Ng·马丁·鲁斯莫(A. Ng, Martin Loosemore2007)尤其特别强调,风险在政府和私人分摊的不合理会直接导致公私合营项目失败,尤其在特许经营行业。R·D·第耶(R. D. Dinye2006)则突出强调了私人投资环境的舒适性和经济环境适宜性是决定经营业务成功的关键。

4.PPP项目评估方法

刘俊晓等(Junxiao LiuPeter E. D. LoveJim SmithMichael ReganMonty Sutrisna2014)研究发现,现有评估体系着重从成本和时间角度去评估PPP项目,这种传统的依据过去经济发展情形分析的产品导向评价方法无法适应PPP项目固有的复杂性。为了综合且有效评价PPP项目,过程导向、以绩效棱柱模型为基础的生命周期评估法应替代传统方法。

六、未来的研究方向

从对国外文献的梳理来看,经济增长框架下基础设施投资研究虽然仍存在着很大的分歧,但已取得了可喜的进展和比较明确的结果。对这一重大课题要取得新的研究进展,可能的研究方向和途径可以有以下考虑:

第一,基础设施投资究竟能否促进经济增长,要取得较为一致的结果,可能还要在以下几个方向上做出努力:一是要将不同的国家或地区进行分类研究,分别探讨基础设施投资对发达国家和地区、发展中国家或地区经济增长的不同作用,因为不同国家的发展阶段不同,从而发展空间不同,基础设施投资的作用就会不同;二是在同一国家的不同发展阶段上,由于发展的条件不同,基础设施投资的作用也会出现不同;三是在同一国家,特别是地域大国的不同地区,由于存在区域发展的差距或不同的发展条件和基础,基础设施投资的作用也会表现出不同的特征。因此,目前关于基础设施投资能否促进经济增长的分歧和争论,关键就在于实证分析的样本国家或地区存在差异,甚至是巨大的差异。只有在不同分类的假定下进行研究,才能最终得到基础设施投资能否促进经济增长的完整结论及其变动演化规律。

第二,基础设施投资的最优规模问题,除了基础设施投资与私人投资比例和产出的衡量方法外,还应拓展其他的衡量方法,比如,一个机场的建设,机场本身的经营可能是亏损的,但由此带来的人流和物流的增加,以及这一地区交通的便利所带来的经济、信息、制度等方面的交流和改变,从而对当地经济必然带来了许多间接的正向影响;又如,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要求,必须对农村基础设施投资进行投资,而不论其经济的收益如何;再如,老少边穷地区的基础设施投资,又是出于对扶贫、边疆稳定等社会政治的考量。因此,基础设施投资的最优规模选择,既要考量经济的因素,还要考量社会政治文化军事等方面,是一个综合的衡量方法。

第三,基础设施的最优投资方向,对各项基础设施投资的经济增长效应进行研究和比较分析无疑是一个正确以及必须首要考量的方向,但除此之外,是否还应考量:一是依据经济增长的需要,首先对那些制约经济增长最为严重的短板基础设施项目进行投资;二是依据各项基础设施综合发挥最大作用的要求通过投资形成最佳的基础设施结构或比例。将这两个方面因素纳入研究框架,实际上是在比较研究各项基础设施投资的经济增长微观效应基础上,加入基础设施投资的综合经济增长效应,或称宏观效应。只有微观效应和宏观效应都会有所改善的投资方向,才是最优的投资方向。

《经济学家》2015年第3

 

 

 

 

 

 

 

 

财经数据

20154月份我国国际收支顺差848亿元

国家外汇管理局2015529日公布最新数据显示,4月份我国国际收支口径的国际货物和服务贸易收入11183亿元,支出10336亿元,顺差848亿元。

2015-06-01

20155月中国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53.2%

20155月份,中国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53.2%,比上月小幅回落0.2个百分点,高于临界点3.2个百分点,表明我国非制造业继续保持平稳增长状态,但增速略有放缓。

2015-06-01

20155月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50.2%

20155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PMI)为50.2%,比上月微升0.1个百分点,高于临界点,制造业小幅扩张。

2015-06-01

2014年消费对GDP增长贡献率达50.2%

国家统计局3日发布数据,2014年最终消费支出、资本形成总额、货物和服务净出口三大需求对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的贡献率分别为50.2%48.5%1.3%,三大需求对GDP增长的拉动分别为3.7个百分点、3.6个百分点、0.1个百分点。

2015-06-04

马骏:下调全年GDP增速预测值至7.0%

近日从央行网站获悉,央行研究局首席经济学家马骏等人撰写的《2015年中国宏观经济预测(年中更新)》在央行网站发布。报告将2015GDP增速预测值下调至7.0%

2015-06-11

人民大学报告预测今年GDP增速6.9%

近日,中国人民大学课题组在京发布的《中国宏观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报告(2015年中期)》,预计在稳增长政策强力加码的作用下,2015年中国经济增速将在三季度触底,四季度出现小幅反弹。2015GDP增速为6.9%CPI1.5%

2015-06-23

稳增长控风险 央行超预期降息降准

 央行一改以往数量型和价格型工具交替使用的操作方式,于27日晚间宣布“双降”,在有针对性地对金融机构实施定向降准之外,下调一年期存款和贷款基准利率各0.25个百分点。

2015-06-29

万亿养老金入市方案渐近 投资股市上限或为30%

 “久闻楼梯响”的养老金投资运营方案这次真的渐行渐近了。多位接近人社部的人士表示,养老金入市办法基本已有定案,将于近日发布,投资股市的比例最高可能不会超过30%

2015-06-29

2015年前5月工业企业利润同比下降0.8%

 国家统计局28日发布的数据显示,1-5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22547.6亿元,同比下降0.8%,降幅比1-4月份收窄0.5个百分点。5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5207.1亿元,同比增长0.6%,增速比4月份回落2个百分点。

2015-06-29